“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1990年的秋天，这首《亚洲雄风》响彻了整个华夏大地，这首歌唱出了彼时中国人的豪情万丈，唱出了中国人对于亚运会的热切期盼，也唱出了那一代国人的希望与呐喊。

　　1984年9月，北京获得了第十一届亚运会的主办权，举国上下为之一振，各级相关单位和人员紧锣密鼓地进入了筹备阶段，办好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国际性综合运动会，成为当时举国的目标。

　　举国上下万众一心

　　但对于刚刚步入改革开放第十个年头的中国来说，除了没有经验，更多的是资金上的压力。

　　担任着当时亚运工程总指挥的时任北京副市长张百发算过一笔账，新建16个、改建17个场馆，修缮46个体育场馆，新建50万平方米的亚运村和100多万平方米的居民住宅区……这些费用的实际投入可能高达25亿元。张百发发誓：“亚运工程完不成，我就从北京的最高点——京广中心（51层）往下跳。”

　　1988年底，时任国防科工委党委书记的伍绍祖临危受命，担任了体委主任，并担任1990年北京亚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据他回忆，他上任时，中央财政每年下拨的体育经费是2亿多元，按照当时的的物价水平，相当于给全国人民每人买根冰棍。而为了办亚运，财政拨款7亿元，再加上地方财政自筹近19亿元，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巨款，但依然还有6亿元资金缺口。

　　号召民间集资成了唯一的办法。

　　为此，亚组委专门成立了“集资部”，通过捐赠、出售转播权、广告、盖亚运村卖房子、发行体育彩票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

　　当时，全国各界自上而下发起了一场捐赠热潮。据统计，有2亿人次向亚运会捐赠资金和物资，总价值达7亿元：年近古稀的老人捐出自己的养老金；12岁的小女孩捐出自己的压岁钱；26岁的农家子弟带着全家节衣缩食攒下的200元钱，步行17天将这笔捐款送到了北京……

　　在还有很多家庭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年代，国人澎湃的“办亚运”激情让“捐赠”一词永久镌刻在北京亚运会历史上。

　　颜海霞：亚运捐款第一人

　　到亚运会开幕那天，为亚运捐款（不含物资）就达到了2.7亿元，这笔巨大的金额，却是始于一个小学生的1.6元压岁钱。

　　1987年，年仅12岁的颜海霞还在江苏省建湖县湖中小学读书，平时有读报习惯的她无意中在报纸中缝上看到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百发号召全国人民为亚运会捐款的消息，那个时候的她还不知道亚运会究竟为何物，只知道自己的国家要举办一项盛会，正在筹集资金。于是，她便将省下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了出去。

　　由于不知道邮寄地址，小海霞便在信封上写下了“张百发叔叔收”，钱寄出后，她便将这件事忘在了脑后。没过多久，颜海霞收到了亚组委集资部的回信，信中说张百发已经收到她的捐款并转交至亚组委。

　　三年后，也就是北京亚运会开幕前夕，建湖县体委的工作人员找到正在上课的颜海霞，问她是不是曾经给亚组委捐过款并收到了亚组委的回信，当得到肯定答复后，体委工作人员兴奋地拿出报纸告诉她，亚组委邀请她以贵宾的身份出席亚运会开幕式。

　　于是，最远只去过南京的颜海霞，跟随江苏亚运集资团，踏上了前往首都的火车。在北京，她不仅现场观摩了盛大的亚运会开幕式，还见证了北京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第一枚金牌的诞生过程。而这一次的北京之旅，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颜海霞的一生。

　　从北京回到学校后，亚运赛场上运动员拼搏的场面和氛围一直激励着她，恰巧南京水上运动学校的张教练看她身体素质不错，在征得她父母同意后，带她走上了专业赛艇运动员的道路。遗憾的是，由于伤病等原因，颜海霞并没有继续练下去，1994年毕业后，她成为了一名小学体育教师。

　　演艺明星倾囊相助

　　相声大师侯宝林是第一位为北京亚运会捐款的知名人士。为了集资，已经72岁的侯宝林再次出山巡演筹款。对于当年的那笔一万元捐款，他说：“一万块钱，对于亚运会那么大的事儿，是微不足道的。不过，我自己心里知道，我这一万块钱来之不易，是一句一句说出来的。亚运会这么大的事情我必须支持。”最后他将所筹集到的钱全部捐给亚运会。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为亚运集资捐款的行列中。

　　在香港一位歌手也从报纸上了解到亚组委缺钱的消息，他和妻子决定卖掉香港的房子和车子把钱捐给亚组委，但他觉得这样还不够，他还有个更疯狂的想法——去全国各地开演唱会把收益全部用于支持亚运会。

　　那个歌手的名字叫做张明敏，1985年的春晚他的一首《我的中国心》红遍大江南北，“祖国举办1990年亚运会的6亿资金差，能凑多少是多少！”

　　那一年他开了154场演唱会，最多的时候一天演了3场，唱到嗓子嘶哑发炎，那时的一张门票也就三毛、五毛，就这样他一首歌接一首歌，一座城接一座城，那句“无论身在何处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张明敏不知唱了多少遍。

　　一年下来他带着60万元零零散散的毛票，悉数交给筹资组，那一张张钞票里不仅仅是张明敏一个人的爱国心，还有全国人民的期盼。

　　爱国港商捐建场馆

　　香港知名实业家、杰出社会活动家、著名爱国人士霍英东曾说：“我出身贫寒，少年时因过早为生计奔波而营养不良，尝够了体弱多病之苦。懂事后见国家贫弱，人民多难，更深感如果不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民族难兴国家无望之理。”为此，霍英东一直把体育运动视为振兴中华的重要标志和手段。

　　为了表达一名炎黄子孙的赤子之情，霍英东主动宣布捐资1亿港元兴建亚运会游泳馆，该场馆后来被命名为英东游泳馆。当时，这座气势恢弘的游泳馆是亚洲最大的游泳馆，建筑面积近4万平方米，有6000多个座位，馆内有国际标准的游泳池、跳水池和放松池，比赛泳池下还装有摄影、灯光和音响设备，并配备了保持水质洁净无菌的全自动水循环系统。霍英东的爱国举动得到了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为此，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向霍英东颁发了特级荣誉证书。

　　鉴于当年北京举办亚运会时缺乏国际高级宾馆，霍英东又投资超过2.3亿港元，在北京兴建了高级酒店贵宾楼，霍英东特意把酒店建成传统中国风格建筑，目的就是让世界宾客能从中感受到古老的东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

　　多年后，在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后，霍英东又为北京奥运会造价达8亿元人民币的奥运游泳馆“水立方”捐资了2亿元。此外，全国各地都有霍英东捐资兴建的体育场馆，如番禺的英东体育场等。

　　个体劳动者的无私奉献

　　上世纪80年代，虽然个体私人经济群体从业人员已近2000万人，但个私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还很低，个私经济从业者的地位还不高，在社会上少有话语权，他们也渴望为建设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向全国各地个私协会发出号召会员为亚运会捐赠的通知时，会员一呼百应，积极加入捐赠行列，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各地私营企业家的捐赠额度就已超过预期。

　　在众多会员中，来自新疆的库尔班的捐赠事迹尤其令人感动。库尔班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卖烤羊肉串的一名个体户，他响应号召捐出了一万元钱。在那个年代，对于很多人来说，一万元是一个天文数字，而按照当时一毛钱一串羊肉串的市价来算，这一万元意味着库尔班要在他的街头小摊上卖出十万串羊肉串。为了凑够一万元前，库尔班的儿子还卖掉了心爱的摩托车。个体工商户群体乐于奉献、不求回报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的号召和引导下，全国个私协会系统最终捐款额高达2050万元，捐建的体育馆也因此被命名为光彩体育馆。光彩体育馆位于北京木樨园，则作多功能现代化的综合性体育馆为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中南郊体育中心的一部分，建设用地近40000平方明，建筑面积9932平方米，包括一个比赛用馆和一个健身训练馆。比赛馆设南北两个看台，共有2372个固定座席，484个活动座席。第11届亚运会的击剑比赛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平时可用于排球、篮球、手球等多种体育项目的比赛。

　　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代表所有个体劳动者将款项捐给亚组委后，其事迹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为个体私营经济从业者的力量和精神所震惊。但事实上，当时，刚成立没多久的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连一个正式的办公场所都没有，所有工作只能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仅有的一座办公楼4层大厅里开展，条件很艰苦，书柜就相当于各部室之间的“墙”。

　　即便如此，在北京市政府提出将光彩体育馆的一部分办公楼作为回报赠与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的时候，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却拒绝了，他们说：“能为国家、为人民尽一份自己的心意是光荣，也是义务。国家筹办这次盛会，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我们的条件还可以，把办公楼给更需要的单位吧。”

　　发行彩票开创筹资先河

　　为了筹备资金，亚组委还发行了体育彩票，采用发行奖券的方式为大型综合性国际运动会筹集资金，在国际上早有惯例，但在我国尚属首次。

　　1989年8月8日，由第十一届亚运会基金会主办的“第十一届亚运会基金奖券”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这是中国首次为国际大型体育运动会筹款而发行的体育彩票，也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体育彩票。

　　根据伍绍祖的介绍，奖券一共发行了4.3亿元，按照规定，30%是筹集款，其他是发行费用和发奖款，对亚运会直接贡献了1.3亿元。

　　当时花一元钱买一张印有亚运会吉祥物的奖券，意味着既为亚运会做了贡献，又有获得巨奖的机会。在那之后，彩票就和普通老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十一届亚运会基金奖券”彩票品种多达12组198枚，至今仍保持着我国彩票发行史上单次品种与数量最多的最高纪录。（据《钱江晚报》《广州日报》等）